【浴血日照——日照抗战散记】母亲的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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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（一）

将祖国比作母亲是再合适不过的。

为了子女的日照日照成长，为了家庭的抗战幸福，为了社会的散记文明，母亲吃得苦最多，母亲受得累最多，浴血淌的日照日照汗最多，流得泪最多，抗战付出的散记也最多。

我们都是母亲从母体中分离出来的，是浴血母亲给了我们鲜活的生命，我们又都是日照日照母亲用甜蜜的乳汁和涩咸的汗水滋养大的，母亲把全部的抗战爱奉献给了我们，母亲耗其一生把全部的散记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因此，母亲忘了或不孝敬母亲的人，至少该重打四十大板。

据报载，一头饿极的金钱豹叼走了一个正在田间地头玩耍的孩子，正在田间劳作的母亲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嚎叫着挥舞着镰刀扑向豹子。经过一番殊死搏斗，豹子负伤逃走了，母亲不顾自己遍体鳞伤，将孩子拥在怀中……看了这篇报道，我激动不已，当时我是连喊了几声“万岁”的。为了孩子，母亲竟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勇敢。

胡适先生的《我的母亲》看了同样令我感动。先生因其对姨母说了一句轻薄的话，施以家法严责。“我跪着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，医来医去，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用舌头可以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”（胡适《我的母亲》）。

又如东汉末年，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，欲投依孔褒，恰巧孔褒不在家，孔融擅自将其收容。后来事泄，褒融兄弟二人在“明镜高悬”的大堂上争死，法官不能决，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。孔母道：“我是家长，我负责任，请办我的罪！”母亲愿替儿舍身赴死。

天下的慈母都让我崇敬，我的母亲也一样，尽管她只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

（二）

每当我看到妻子因女儿放学或外出做事晚回家一会儿，急得坐立不安火烧火燎蹿里蹿外的样子，就会顿时想起我的母亲。一想到母亲拉扯我十七年，我才在病床前只伺候了她十七天，泪水就止不住往外涌。母亲是在1996年7月6日零时25分去世的，享年六十八岁。

我十七岁穿上军装离开每亲身边，到母亲去世，时间为二十六年六个月。这期间，母亲曾患过几场离死神不远的大病，但她从不让人告诉我，怕影响我的工作。我就想，母亲选择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告别人世，也一定是她的精心安排，她活着时从不打扰儿女的工作，去时也就悄悄的走了。

前几次，母亲大病眼看不行了却又出现了奇迹。最后这次，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过。

1996年6月11日，我在上海接到父亲从山东打来的长途，父亲泣不成声：“儿啊，你母亲这次恐怕是不行了，你回来看一眼吧。”母亲生的什么病，父亲说不清楚。我请二哥听电话，二哥眼泪鼻涕地也没说清。

原来，母亲生病一直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忍受着，腰胯痛得钻心还挣扎着为我父亲烧饭，最后连坐也坐不住，终于躺下了。我就不住地流泪，我们做儿女的有个头痛脑热，母亲总不住地催着去医院，而她自己病成这样竟还没去医院做一次详细诊断，我在电话里责备二哥和父亲，父亲说：“你母亲不舍得花钱，还怕耽误你们的工作。”

这时的我，因舰队新建住宅工程准备开工，不能马上回去，就“责令”二哥立即想办法送母亲去市医院检查，同时打发爱人第二天回去代我伺候母亲。

翌日黄昏，二哥在电话中哭告：市医院口检查结果，母亲患恶性肿瘤，第一、三、四、五脊椎骨病变，原病灶待查。我被这一晴天霹雳惊呆了，半天没缓过劲来，再三问会不会搞错……全家人商量，送母亲来上海治疗。此时，我很清楚，死亡已是母亲的唯一选择，但心里却又总对母亲抱有一线生的希望。

母亲住进海军四一一医院的第五天，医院就开出了病危通知书。该检查的项目医生全给仔细查了，该尽的义务医生也全都尽了，但是，母亲的病这时连神仙也无能为力了。母亲的原病灶是肺癌，已是全身性扩散。就连我这个不懂医的人，也能清楚地从CT 上看到，母亲的脊椎已被可恶的癌细胞蚕食的坑坑洼洼。

母亲在世的时间已屈指可数。这时，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赶紧送母亲回山东，不能让母亲的魂飘泊它乡；另一方面就是尽最大努力减少母亲的痛苦和延长母亲的生命，不论花多少代价，我们都不想失去母亲的爱啊！

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，话虽已说不清楚，但她心里已明白自己得的是绝症。母亲一次义一次艰难地将干枯的手伸向她的儿女们，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拥在她的怀里。母亲拥抱我的次数最多，我也一次次俯下身子同母亲抱在一起。我们兄弟妹妹六人，数我离开母亲的时间最长，母亲也为思念我流的泪最多，因此，在母亲弥留人世最后的日子里，她把对儿子二十六年来无穷的思念，全部化为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拥抱，用拥抱来释放对儿子的无穷思念和深深的爱。

掩埋了母亲后，我为了一只比茶杯盖略大点的甲鱼又痛哭了一场，在这只甲鱼身上，寄托着母亲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无限的爱。它被放养在一个废弃的水缸里，1995年8月我回老家为父亲过生日时，已养了几年了。

每次回来探家，母亲总说我瘦了，这次也一样。母亲说；“三儿，我把甲鱼煮了你补补身子吧。就是小了点，养在水缸里不肯长。”“娘，我在外面吃得挺好，用不着吃这东西，等长大点你和父亲补补身子吧。”母亲说：“那就让它再长长，等你下次回来…… ”父亲说：“你娘三天两头上河里捞蝌蚪喂它，它爱吃那东西，没有蝌蚪了，就挖蚯蚓什么的喂，说等你回来给你补补。

（三）

女人的一生，不操劳的日子不多，大概只有在未出嫁前在母亲的跟前是最舒服最幸福的，一旦结婚过了三日，就开始了忙碌。有唐诗为证：“三日人厨下，洗手做羹汤；未谙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尝。”其实，我母亲自嫁给父亲后，连三天的福也没享。父亲对我说：“你娘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罪。”说这话时，父亲的眼圈是红的。

父亲是一条不怕死的山西汉子，年轻时投奔红军，后跟随一一五师一路斩关夺隘杀奔山东。枪林弹雨整十年，历尽艰险痴心不改，几次负伤命大不死，伤好后挺着脖子再往弹雨里钻。

1944 年１月23 日夜，石沟崖战斗总攻开始了，身为六八六团机枪连连长的父亲，端着轻机枪冲锋在前，没冲出几步，就被迎面扫来的子弹穿透腹部，重重地倒了下去。《日照市志》记载：“此役毙日军二名、伪军一百二十三名，俘敌四百零九名。八路军伤二百九十八人，牺牲五十七人。”

父亲这次伤得太重，又因八路军药品奇缺，伤口几个月也愈合不起来，半年多后再爬起来时，残废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去冲锋陷阵了，父亲的军旅生涯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离开部队的父亲，靠卖香烟洋火桂花糖维持生计。这时，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闯进了父亲的生活，不久，一个新的家庭产生了。这年，母亲刚满十七岁婷婷玉立，父亲已过而立之年。我一直佩服母亲的魄力和远见，母亲年轻漂亮充满活力，却自由恋爱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外乡人。她知道，经过战火考验的人是最忠诚靠得住的。

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内战爆发，父亲上了“还乡团”缉拿的黑名单。在一个鸡鸣狗闹的深夜，一位好心人敲开我家门，连声催促父亲：“老侯，赶紧带着老婆孩子跑吧，还乡团要来抓你了，抓到你就送石臼所拿刀子剐你。”来不及多说什么，父母亲抱起才生下几个月的我大哥，摸黑向北，深一脚浅一脚一路奔逃而去。这时的大哥，正生病发烧，脖子上的疮流脓淌血，在父母的怀里哭闹不止。大哥的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，再加上四处颠簸，好好的人长成了“歪头”，后来讨媳妇都受到一定影响。母亲一直觉得对不住大哥，在病重时还念叨：老大吃的苦太多了。

全国解放后，饱受战乱之苦的母亲，夫唱妇随去了父亲一别十五年的山西平遥农村老家，去尽一个儿媳应尽的义务，以后的几年里，我和二哥相继问世，父母自然高兴的合不拢嘴，但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。

每天天不亮，父母就闻鸡起舞磨豆腐，做好了，父亲挑着走村串巷地吆喝：“热豆腐，拿豆子换来——”有时买豆腐的人少，父亲累了坐下歇歇，坐下就睡着了。这时，母亲正在家忙着生火做饭，吃过饭，二哥跟大哥去放羊，母亲亲我几下，把我拥进怀里，让我吸吮世界上最美的饮料——母亲的乳汁。

家里的事已够母亲忙的了，二哥却又忙上添乱。有一天，大哥背着二哥牛喘似的奔了回来，二哥跟大哥放羊，不小心跌进沟里，右臂骨折。家里无钱问医，就找村里的“野大夫”给捏鼓了几下，骨头是长上了，但却长歪了，歪的跟割草的镰刀把一样。1969年底，我和二哥唱着“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”去镇上验兵，我“过五关斩六将”顺利通过了体检，二哥刚到外科就被刷下来了。和平年代，歪头斜胳膊的想参军，部队一概谢绝。

离开山东久了，母亲免不了思念老家的亲人。这次，父亲配合的很好，妇唱夫随拖拎着我们哥仨于1957年迁往山东。俗话说，破家值万贯，重新安个家等同于打碎一个旧世界，建设一个新国家，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。刚开始，全家住我舅舅家，虽说舅母她们待我们跟自己家里人一样，但总不是久远之计。父亲作为一名残废军人、退伍在乡老红军，身上的光环晃人眼目，但那时国家不富裕，每月只能发给7 元钱补贴。这点钱维持一家五口的正常生活都不够，哪来巨款买房子？幸好临来山东前，父母把养的猪和羊全都贱卖了，母亲又东求西借凑足300 元，买下三间闯关东人家的土草房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从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那张黄旧的“买房文书”。其实，这早就成为废纸一张了，母亲却把它始终完整地保存着，保存了整整39 年。在外人看上去一张废纸的东西，我却看到那上面明明白白记载着母亲为了这个家的付出、上边浸透了父母的血和汗。

（四）

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是母亲最艰难的三年。能吃的树叶被人们采光了，能吃的树皮被人们剥光了，能吃的野菜被人们一遍又一追扫荡的快绝迹了，饿极了的人们甚至把不能吃的东西也吃下去。嚎丧声此起彼伏，逃荒要饭的络绎不绝。

这样的日子，可难煞烧火做饭的母亲了。我和两个哥哥正是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长个头的年龄，四弟天天嚷着饿，一家人母亲吃得最差最少，妹妹却总吸着母亲的奶头不肯松口。每天夜里，总听到父母亲不住的叹气声，合计着明天全家吃什么。没有什么吃也得吃，人们皱着眉头，将如今猪都不肯吃的粗糠，这些本不该人吃的东西费劲地咽进肚里。吃的时候难以下咽，拉的时候干燥得拉不出来。多少次，我拉不出屎憋得难受，肛门撑得鲜血直滴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细心地帮我一点点地往外抠，抹一把眼泪：“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家里虽没得吃，母亲却不愿去生产队领粮。有几次，队里分粮了，母亲空着篮子去又空着回来，国家“红头文件”照顾老红军家的平均粮，书记、队长克扣不愿给，生产队长的脸拉得很长，甚至有人把我们家等同于地主富农，说了一些“剥削”之类十分轻薄的话给母亲听。母亲看不得人家的脸色也听不得轻簿的话，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同队长争了几句，争过就匆匆回家，一进家门泪就流出来，甚至还说了一句发狠的话：“你就把姓侯的看偏了？总有出头的日子。”记得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一个造反派顶小的头目冲我父亲喊：“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！”父亲那次是立了“新功”的，一巴掌煽得小头目嘴都歪了。我当时觉得不够解气，父亲应不断立新功，应该再让那小子吃几个火爆“栗子”才是。

我最小的弟弟是1963 年出生的，这时的日子虽说好过了一点，可一家八口人的缝补浆洗、推磨做饭，忙得母亲团团转，一天到晚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为了让全家吃的顺口和耐饥点，就得主动给自己压担子，磨面烙煎饼是家常便饭。几百斤重的石磨，就是一头成年毛驴拉半天，也是气喘嘘嘘浑身冒汗的，可那时连生产队里也鲜见有驴。

如果说，我有什么可以告慰母亲的，就是那时常帮母亲推磨磨面，以至我参军后，母亲一旦和邻居说到我时，总少不了一句：“三儿可是帮我推了磨了。”我家人口多，一个月推十几次磨不稀罕，总借用邻居家的不是回事，母亲就请石匠打了一盘。那盘磨实在太大了，我十几岁了，还看不到磨眼。

夏日的磨坊，闷热无比，我全身赤裸还嫌热，母亲热得受不了，也就关上门裸露上身。我个头矮，不能和母亲一样将磨棍拥在肚脐上下，只能撅着屁股手掌向前作“投降”状拥着磨棍，母亲身子则向前倾着。

娘俩一步步、一圈圈，没完没了地永远走不出那小圈子。渐渐地，母亲的头发湿了，脸上和身上渐渐亮了起来，渐渐地，母亲的全身湿透了，汗水在脸上挂不住了，一道道地往下淌，淌过脸，淌过颈，与身上的汗水汇成一条条小溪往下淌。母亲的鼻尖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，母亲美丽的乳房亮晶晶的，乳头上也挂着亮晶晶的汗珠，一滴滴、一串串，似透明的珍珠，截洒在磨道黑黑的地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磨道里的土被母亲的汗水浸湿了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……

母亲的汗水终于流尽了，生命终于走到了终点，但却将这一切留在了儿子的心中。母亲洒落的汗水，淌过的汗迹虽然看不清，一道道却如同耀眼的闪电，照亮着儿子前方的路程；母亲洒落的汗水，溅在地上虽然听不见，一声声却如同警钟敲响一般，时时给儿子一个提醒——儿啊，要走人间正道！宠辱偕忘的BLOG（上海）

田文阁注：

①转自新浪博客“宠辱偕忘的BLOG”（2007-09-21 17:49:4）。原博客注：刊载刊载(《海军文艺》1998年第一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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